“正心之學，先在潔守，守之不正，心乃以偏”，出自清代汪輝祖《佐治藥言》，直擊“正心”與“潔守”的辯證關系——欲修正心之學，必先筑牢潔守之基。

何謂“正心之學”？《大學》有云:“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”正心，便是端正內心的雜念、摒棄私欲的侵擾，讓心靈歸于澄澈、志向趨于純粹，始終以公心待事、以民心為要。而“潔守”，則是對這份澄澈心靈的堅守，是在權力、金錢、美色等誘惑面前，守住做人的底線、為官的操守。若說“正心”是內心的“定盤星”，“潔守”便是外在的“防護盾”——沒有潔守的支撐，正心之學終將淪為空中樓閣；缺少正心的引領，潔守之舉也會失卻精神內核。

縱觀歷史長河，凡青史留名的廉吏，無不是以“潔守”踐行 “正心之學”的典范。明朝名臣于謙，任兵部尚書時正值國家多難之際，他率軍抵御瓦剌、保衛京師，卻始終“自奉儉約，所居僅蔽風雨”。當時官場盛行送禮之風，有人勸他“即使不納金銀，也當收些土產以聯絡人情”，于謙卻甩動衣袖笑答:“絹帕蘑菇與線香，本資民用反為殃。清風兩袖朝天去，免得閭閻話短長。”正是這份“不拿百姓一針一線”的潔守，讓他的正心之學落地生根，即便蒙冤入獄，也始終不改其志，最終成為百姓口中 “于青天”。清代“天下廉吏第一”于成龍，在羅城知縣任上，縣衙破陋不堪，他與百姓同甘共苦，“日食二餐或一餐，讀書堂上，坐睡堂上，首足赤露，無復官長禮”。面對屬地的物產誘惑，他始終堅守“不取民物、不貪私利”的底線，正是這份近乎嚴苛的潔守，讓他的正心化作了為民辦實事的行動，從羅城到武昌，從福建到江南，所到之處皆留下“廉能”美名。這些先賢用一生證明：潔守不是一時的克制，而是融入血脈的習慣；正心不是空洞的口號，而是見于細微的堅守。

在我們黨的百年征程中,“正心之學，先在潔守”的箴言，更被一代代共產黨人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。焦裕祿在蘭考任縣委書記時，面對風沙鹽堿的貧瘠土地，不僅帶領群眾戰天斗地，更在廉潔上“嚴于律己到苛刻”。他的孩子想穿件新衣服，他卻用 “現在蘭考百姓還缺衣少食，我們當干部的不能先想著自己” 拒絕；有人送來幾條魚，他當即讓通訊員送回食堂，強調“干部不能搞特殊化”。這份對“潔守”的執著，讓他的“正心”始終與百姓的安危冷暖相連。谷文昌在東山島任職時，在廉潔上守住 “三不”：不拿群眾一針一線、不占集體一分一厘、不為家人謀取半點私利。正是這份潔守，讓他的正心化作了“不治服風沙，就讓風沙把我埋掉”的誓言，用二十余年光陰讓荒島變綠洲，更讓“先祭谷公，后祭祖宗”的民謠在百姓口中代代相傳。這些共產黨人用行動詮釋：潔守是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，正心是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根基，唯有守住廉潔底線，才能讓正心之學真正成為干事創業的動力。

反觀當下，一些落馬官員之所以陷入腐敗泥潭，根源恰恰在于背離了“正心之學，先在潔守”的準則。有的干部起初也有為民服務的初心，卻在權力膨脹中放松了潔守，從“收一點土特產沒關系”到“拿一筆好處費無所謂”，一步步突破底線；有的干部嘴上說著“正心修身”，行動上卻把“潔守”拋諸腦后，利用職權為家人謀私利、為朋友開綠燈，最終讓正心淪為“自欺欺人的幌子”。這些案例深刻警示：潔守是抵御誘惑的第一道防線，一旦防線失守，正心之堤便會隨之崩塌。對黨員干部而言,“潔守”不是小事小節，而是關乎政治生命的大事;“正心”也不是抽象概念，而是體現在每一次決策、每一次用權中的具體行動。

新時代新征程，黨員干部更需以“正心之學，先在潔守” 為修身標尺。要在“潔守”上見真章，從小事做起、從細節嚴起，不越紀律紅線、不碰法律底線；要在“正心”上下苦功，常學黨史悟初心、常思百姓盼什么，讓內心始終裝著人民、想著事業，不被私欲雜念所擾。唯有以潔守筑牢正心之基，以正心引領潔守之行，才能在紛繁復雜的考驗中站穩腳跟，在為人民服務的實踐中彰顯擔當，在新征程上行穩致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