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正心之學,先在潔守,守之不正,心乃以偏”,出自清代汪輝祖《佐治藥言》,直擊“正心”與“潔守”的辯證關系——欲修正心之學,必先筑牢潔守之基。
何謂“正心之學”?《大學》有云:“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誠其意。”正心,便是端正內心的雜念、摒棄私欲的侵擾,讓心靈歸于澄澈、志向趨于純粹,始終以公心待事、以民心為要。而“潔守”,則是對這份澄澈心靈的堅守,是在權力、金錢、美色等誘惑面前,守住做人的底線、為官的操守。若說“正心”是內心的“定盤星”,“潔守”便是外在的“防護盾”——沒有潔守的支撐,正心之學終將淪為空中樓閣;缺少正心的引領,潔守之舉也會失卻精神內核。
縱觀歷史長河,凡青史留名的廉吏,無不是以“潔守”踐行 “正心之學”的典范。明朝名臣于謙,任兵部尚書時正值國家多難之際,他率軍抵御瓦剌、保衛京師,卻始終“自奉儉約,所居僅蔽風雨”。當時官場盛行送禮之風,有人勸他“即使不納金銀,也當收些土產以聯絡人情”,于謙卻甩動衣袖笑答:“絹帕蘑菇與線香,本資民用反為殃。清風兩袖朝天去,免得閭閻話短長。”正是這份“不拿百姓一針一線”的潔守,讓他的正心之學落地生根,即便蒙冤入獄,也始終不改其志,最終成為百姓口中 “于青天”。清代“天下廉吏第一”于成龍,在羅城知縣任上,縣衙破陋不堪,他與百姓同甘共苦,“日食二餐或一餐,讀書堂上,坐睡堂上,首足赤露,無復官長禮”。面對屬地的物產誘惑,他始終堅守“不取民物、不貪私利”的底線,正是這份近乎嚴苛的潔守,讓他的正心化作了為民辦實事的行動,從羅城到武昌,從福建到江南,所到之處皆留下“廉能”美名。這些先賢用一生證明:潔守不是一時的克制,而是融入血脈的習慣;正心不是空洞的口號,而是見于細微的堅守。
在我們黨的百年征程中,“正心之學,先在潔守”的箴言,更被一代代共產黨人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。焦裕祿在蘭考任縣委書記時,面對風沙鹽堿的貧瘠土地,不僅帶領群眾戰天斗地,更在廉潔上“嚴于律己到苛刻”。他的孩子想穿件新衣服,他卻用 “現在蘭考百姓還缺衣少食,我們當干部的不能先想著自己” 拒絕;有人送來幾條魚,他當即讓通訊員送回食堂,強調“干部不能搞特殊化”。這份對“潔守”的執著,讓他的“正心”始終與百姓的安危冷暖相連。谷文昌在東山島任職時,在廉潔上守住 “三不”:不拿群眾一針一線、不占集體一分一厘、不為家人謀取半點私利。正是這份潔守,讓他的正心化作了“不治服風沙,就讓風沙把我埋掉”的誓言,用二十余年光陰讓荒島變綠洲,更讓“先祭谷公,后祭祖宗”的民謠在百姓口中代代相傳。這些共產黨人用行動詮釋:潔守是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,正心是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根基,唯有守住廉潔底線,才能讓正心之學真正成為干事創業的動力。
反觀當下,一些落馬官員之所以陷入腐敗泥潭,根源恰恰在于背離了“正心之學,先在潔守”的準則。有的干部起初也有為民服務的初心,卻在權力膨脹中放松了潔守,從“收一點土特產沒關系”到“拿一筆好處費無所謂”,一步步突破底線;有的干部嘴上說著“正心修身”,行動上卻把“潔守”拋諸腦后,利用職權為家人謀私利、為朋友開綠燈,最終讓正心淪為“自欺欺人的幌子”。這些案例深刻警示:潔守是抵御誘惑的第一道防線,一旦防線失守,正心之堤便會隨之崩塌。對黨員干部而言,“潔守”不是小事小節,而是關乎政治生命的大事;“正心”也不是抽象概念,而是體現在每一次決策、每一次用權中的具體行動。
新時代新征程,黨員干部更需以“正心之學,先在潔守” 為修身標尺。要在“潔守”上見真章,從小事做起、從細節嚴起,不越紀律紅線、不碰法律底線;要在“正心”上下苦功,常學黨史悟初心、常思百姓盼什么,讓內心始終裝著人民、想著事業,不被私欲雜念所擾。唯有以潔守筑牢正心之基,以正心引領潔守之行,才能在紛繁復雜的考驗中站穩腳跟,在為人民服務的實踐中彰顯擔當,在新征程上行穩致遠。